六安茶的入贡及其影响
“任土作贡”是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，它是皇朝统治者赤裸裸地以贡献方式直接向地方征索、掠夺地方特产以满足其奢侈欲望的手段。前文已述明朝建立之初，即行贡茶之法。六安茶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独重的贡品，成为明宫廷的必备之物。明嘉靖初给事中汪应轸对此记载说：当时“日进月进御用之茶，酱房、内阁所用之茶，俱是六安茶。其不足则用常州茶等。”明万历时霍山知县黄守经在《霍山县志》创修序中对六安茶入贡称云：“其地与六安州界者，各产芽茶。孟夏之朔封贡圣天子，焚香拜表，龙文锦袱，专官驰驿使，竟达长安，而题其黄缄曰：‘霍山县守土臣某谨贡’。”六安茶采制是在每年清明前后，六安地方官吏亲督茶户入山采摘芽茶，必须一枪一旗，精心焙制加工，按照礼部规定要求装袋并装箱，由地方官员在二十五日内押送到京师。《大明会典》详细记载了弘治十三年(1500)朝廷规定地方府县需要交纳给礼部的芽茶数量，规定南直隶(今安徽、江苏两省所属)的府县需缴纳的贡茶总额为五百斤，其中常州府宜兴县一百斤，内二十斤南京礼部纳，限四十六日;庐州府六安州三百斤，限二十五日;广德州七十五斤，建平县二十五斤，限四十六日。可见六安州的贡额数在江南地区最高，上贡时限也最短。明万历《六安州志》记载六安贡茶的额度为三百斤，弘治七年(1494)，增设霍山县，其地产茶采办人户多出自该县，遂定霍山贡 额 二 百 五 十 三 斤， 州贡芽茶四十七斤。但明代六安茶实际贡额应超出此数，据汪应轸指出：“六安芽茶，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，此其旧例也。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，如岁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。故三百斤正数不得不加者，此亦旧例。”可 见明代六安茶的实际贡额当在四百斤左右。
明代贡茶制度对六安茶业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从表象上看六安霍山茶户的贡额数量不大，但实际上六安霍山茶户所实际支付的贡茶额度，远超出史志所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，因地方官府胥吏、皇亲国戚、太监等藉此搜刮，百姓深受其苦。明 陈 霆《两山墨谈》指出：“予谪宦六安，见频岁春冻，茶产不能广，而中官镇守者，私征倍于官贡，有司督责。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，山谷窭民，有鬻产卖子以买充者。官司视之漠然，初不为异也。故茶在六安，始若利民，而今为民害则甚”。可见太监利用皇家特权额外私征数倍于正常官贡，出现茶户“鬻产卖子”的惨景。明汪应轸在《分豁额外荐新茶芽疏》中也指出：“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，此外多取毫厘，即为因公科敛。虽该部审据解吏，闻报三百袋，袋多四两有余，亦非勘合正数，且无批文查销，以后或轻或重，焉知谁公谁私?”官贡芽茶的贡额外加收耗损达四分之一多，无疑也是一种额外的剥削。明正德间任广信府同知的庐州府巢县人曹琥在《请革芽茶疏》中痛陈贡茶之弊有“五害”，其云：“方春之时，正值耕蚕，而男妇废业，无以卒岁，此其为害一也;二麦未登，民艰于食，旦旦而促之，使不聊生，此其为害二也;及归之官，又拣择去取，十不中一，遂使射利之家，先期采集，坐索高价，芽茶一斤卖银一两，犹恐不得，此其为害三也;亦或采取过时，括市殆尽，取无所应，计无所出，则又科敛财物，买求官校，百计营求，恐不免祸，此其为害四也;官校乘机私买贷卖，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，相戒不敢入市，此其为害五也。凡此五不韪者，皆切民之深患，致祸之本源。”请求皇上“罢此贡献”。虽是说江西广信府(今江西上饶地区)之事，但亦基本反映了当时六安州贡茶之弊端。顺治《霍山县志》对明代朝廷征收六安贡茶摧残六安茶业的情况作了极为中肯的评述，其云：“事关献纳，大父或过为郑重，左右遂乘其意，变乱黑白，簧鼓小民以规厚利，始或巧为刁难，要其包贴以饱溪壑，既且充以伪品，售其奸欺，以误国典。如南茶有五河尖、徽州尖，皆早出，而造作工緻比本茶似胜，而味与价之劣且十百焉。奸人收之以充纳，而本茶反见抑扼矣。”故“产茶之山虽广，而贡茶采制则在勾萌之后，必须一枪一旗，取精既多，所伤实众，故但量以给贡额耳。余俟繁殖庶几取饶，故其贡茶自解京而后，民间苦无多藏。而上司卖茶动以 百觔计，其发价未必抵寻常之半，而仓卒搜索，民间其价必三倍寻常。官责之衙役，衙役凭报茶户，任情那(挪)移。富者贿免，仍出藏茶以徼倍价。贫者勒赔，破产倾家以完公事。及其交茶又须厚贿左右，不然一茶而俄指为荆和俄题为燕石。令当事者东西易面，而不知民始为茶所累，而兴作无资，则茶愈荒芜，所出之茶不足以纳茶粮僦以与人人，又谓其负累，卒之日夕不谋，而茶粮犹在，噫亦苦矣”贡茶制度对六安茶业的严重摧残，可见一斑。
